每逢中秋，人们自然会想到苏轼与他的千古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近期我读到一则史料，对他更生一份崇敬之情。苏轼任职徐州知州期间，针对中央政府要求徐州当地的铁冶制品不许运河北去卖的禁令，上书宋神宗要求撤销禁令。中央政府的考虑是，因为河北是宋对辽作战的前线，这些铁流传到辽国，他们打造军器，反过来要打宋朝。因此，要对辽进行“卡脖子”。但经苏轼调查，徐州当时有三十六个铁冶作坊，每个作坊用工人一百多人。这些铁冶主“藏镪百万”，这几千名工人都是脱离了农业，没有人身依附关系，靠拿冶主的工钱过日子。他们为市场而生产，如果因为政府禁令市场规模缩少，那么那些工人就拿不到钱，他们就可能要造反，形成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在接到苏轼的奏折后，撤销了禁令，徐州的冶铁业又繁荣起来了。
而在苏轼任职徐州之前，大宋已经完成了铁冶行业的改革，即国退民进，由劳役制改为召募制。在劳役制下，冶户经常破产而逃。文献记载：“莱芜监铁；旧尝十八冶，今所存唯三，冶户犹破产而逃。”“莱芜铁冶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除莱芜铁冶之外，徐州利国监也记录“输铁于官，至破产矣，犹责之不已”。劳役制是造成冶铁业萎缩的根本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地方开明官员开始尝试用召募制取代劳役制。如薛奎知兴州时，为改变当地铸钱监的劳役制，“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悉罢役者，人用不劳。”莱芜监在梁适的主管下，也改变了此前应役的做法，“募有力者主之，一年予一官，于是冶无破户，而岁有羡铁百余万”。包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任三司使时提出，“仍令州县常切招召诸色人起冶，不得住滞邀难。如是人户乐为，铁货增羡，宽民利国，无甚于此”，要求政府以召募制为冶铁业中“宽民利国”的一项制度而确立下来。在提出召募制的同时，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诏命陕西转运使，“同州铁冶自今召人承买之”，国退民进，给私人经营铁冶以更多的方便与自由。
召募制之所以能够取代劳役制，就在于召募制出自自愿而不是被迫，能够发挥应募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首先应募者能够考虑，他自己有无承担这项采掘冶炼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由官府带有盲目性的主观的决定；其次应募者同时还能够考虑到，他自己是否懂得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开采和冶炼。而这两点，则是强行指派的劳役制永远做不到的。这样，召募制便为自己的发展开避了道路，终于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随着募役法的胜利而确立下来。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与冶户之间的产品分配，大概也采用了矿产品抽分制。召募制代替劳役制，这是宋代采掘冶炼手工业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重大变革。熙丰时期（1068-1085年）冶矿业之取得高度发展，就是在这个重大变革的推动下实现的。
北宋初年以来，官府还直接经营一部分铁冶，磁州锻坊就是一座官府作坊。这类作坊在冶铁业占的比重不大。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对包括金、银、铜冶在内的矿冶业一直坚持放宽主张和政策，反对国家干预过多，更反对国家直接经营管理铁冶之类。他不只一次地对宋神宗提出，“榷法（国家专卖制度）不宜太多”；在提到榷铁时，王安石明确地告诉宋神宗：“若鼓铸铁器，必与汉同弊”。所以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召募制和抽分制较为顺利地贯彻下去，对矿冶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北宋神宗时期的铁产量达十五万吨，整个欧洲的铁产量直到18世纪初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而苏轼主政徐州是1077年。正是大宋铁冶业国退民进后产量大增之时。此时，市场销售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的奏折直面问题，解决了徐州铁冶业的市场销售问题，扩大市场规模。或许正是有苏轼这样的一群以天下黎民苍生福祉为先的士大夫，才使得宋代在美国经济学家孟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关于人类近千年十九个康波的研究中处于前四个康波周期中主导领先型国家的地位。从北宋到南宋，领先的领域分别是印刷术与造纸、全国性市场、财政框架和海上贸易扩张。
市场规模的扩大，自然对劳动生产率、对新科技的需求形成了推动力。工厂想提高产量，想在政策的允许下能够赚更多钱，这就需要不断改良技术。所以宋代是技术革命和工艺革新进步最快的时期，机械的使用不断得到推广。公元1086年，苏宋建造了著名的水运天象仪，使用擒纵机构构建了精巧的水钟，这使得中国人在时间计量上的成就达到了顶峰。这个钟在机械复杂度、对材料和机械系统的把握以及计量精度上都大大超出了公元1100年前后欧洲所贡献的任何事物。门捷列夫说：“科学是从测量开始的。” 近代西方正是基于对时间的不断测量与思考，从而推动了科学的不断进步。宋代离工业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
当下，正是第19个康波即将结束与第20个康波即将开始的交替之际。美国已经主导了第17、18、19个康波。几年前，我还曾设想中国有希望成为第20个康波的主导领先型国家。而这几年形势的急转直下，使得支撑中国与美国在AI等领先科技上竞争的基础性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与20个康波主导领先型国家失之交臂的风险在上升。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2024年中国初创企业大幅锐减。最高领导人也在发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答案千年之前的王安石已经明确告诉过宋神宗了：“若鼓铸铁器，必与汉同弊。”在徐州任职的苏轼也用奏梳向宋神宗阐明了扩大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唯有，坚持市场经济，坚持国退民进，不断放开禁令，才能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才有可能在新一轮康波中重回主导领先型国家。国运不在其它，而在市场经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