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全球金融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尼克松冲击”不仅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开启了美元作为纯粹法定货币的新时代。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以及后续的经济和金融策略等方面的行为，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国际承诺的可信度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承诺”的广泛讨论与质疑。
面临内忧外患，美国特朗普团队抛出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的全新战略框架，妄图通过美元贬值、关税政策、美债置换和安全开支等激进手段解决美国债务危机、重振制造业霸权并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世界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本文梳理了自尼克松冲击以来，美国的几个重大经济政策演变，评估其行为与先前承诺或国际预期之间的一致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供读者参考。
尼克松冲击：重塑全球货币秩序
1.斩断黄金锁链：基本原理与直接后果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单方面中止美元按固定价格向黄金的兑换，这实际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的终结。尼克松政府将此举阐述为应对国内经济挑战的必要措施，包括刺激就业增长（1971年8月失业率为6.1%）、抑制通货膨胀（1971年通胀率为5.84%）、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并对抗对美元的投机性攻击。
当时，美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美元的过剩，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不足以覆盖流通中的所有美元导致美元被高估。国际压力亦日益显现，例如西德已于1971年5月退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安排，而瑞士、法国等国则加紧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为配合美元与黄金脱钩，尼克松还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促使贸易伙伴国重估其货币价值。
虽然尼克松总统将其1971年的经济政策调整主要阐述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但其深层动因和实际操作揭示了更广泛的国际战略意图。10%的进口附加税即是旨在迫使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贸易顺差国如德国和日本）重估其货币价值，从而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也指出，尽管尼克松此举的初衷并非旨在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客观上构成了迫使盈余国家货币升值的策略。这表明，美国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旨在重塑全球货币格局以符合自身国家利益，这实质上偏离了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所承诺遵守的国际协议框架。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尽管在美国国内被宣传为“稳定美元”之举，但是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元的性质。美元从一种有黄金支持的货币转变为纯粹的法定货币，这对国际社会而言，意味着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其对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承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基石之一便是美元以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钉住黄金。对于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而言，尼克松政府暂停美元兑换黄金的决定，无疑构成了一种对既有国际货币协议的违约。
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法定货币的转型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1944年，其核心特征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成员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成员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部分货币主权以维持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平价。
然而，该体系存在一些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例如，逆差国往往因政治考量而推迟必要的货币贬值；顺差国则由于正享受贸易竞争力带来的好处而缺乏重估其货币价值的动力。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也揭示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即美国）为提供全球流动性而必须保持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但这又会削弱人们对该储备货币的信心。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后私人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急剧增长，使得维持主要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日益困难。
尼克松政府1971年的决定成为了压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定》曾试图通过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来挽救固定汇率制，但这一努力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全球货币体系由此转向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非完全由尼克松的单方面行动造成，而是该体系内部固有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的行为是催化剂但在此之前该体系已因各主要国家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全球金融格局的演变（例如欧洲美元市场的扩张加剧了资本流动）而承受巨大压力。
该体系因美元角色不兼容和主权国家目标冲突等“结构性缺陷”早已根基不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存在“协调失败”——“不对称的调整负担”以及对美元角色的模糊处理等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因此，体系的瓦解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尼克松的决定是利用了这些早已存在的弱点而非打破了一个完美运行的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相关的“承诺违背”不仅指1971年的具体行动也包括主要大国（含美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未能使该体系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虽然在当时被一些国家指责为美国放弃其国际责任，但也为美国带来了更大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并间接为其后通过石油美元等新机制巩固美元地位铺平了道路——这一转变使得各国央行对其货币政策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美元虽然在短期内经历了贬值，但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后美国能够更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这种“战略性后退”最终使其能够以不同形式维持甚至扩大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3.金融市场反应：美元贬值与通胀压力
尼克松冲击对金融市场造成了立竿见影的冲击。在转向浮动汇率制后，美元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大幅贬值——其价值一度下跌了三分之一。美元指数在1985年至1995年间的某个时点曾一度下跌34%。这一政策转变引发了全球市场对美元的大规模投机性抛售。
更严重的是，尼克松冲击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严重通货膨胀和“滞胀”（即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5.84%飙升至1973年的8.8%，并在7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12%、到1980年更是高达14%。
由于对美元信心丧失，投资者纷纷转向黄金等有形资产寻求避险。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一路飙升，到70年代末已超过每盎司500美元。尼克松政府为应对通胀而依据《1970年经济稳定法案》通过第11615号行政令实施的90天工资和物价冻结措施，从长期来看未能有效抑制通胀，反而导致了商品短缺和后期的报复性价格上涨。
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因尼克松冲击及随后的石油危机而加剧，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法定货币体系和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深切疑虑，其影响至今仍在市场心理和政策辩论中有所体现。商业信心的丧失和经济的长期不稳定暴露了当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应对新型经济挑战时的局限性，以及在动荡的全球环境中管理纯粹法定货币体系的难度。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应对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政策，尤其是在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威廉·米勒（G.William Miller）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常被批评为过于宽松或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多影响。有分析指出，尼克松任命伯恩斯为美联储主席，意在推行“廉价货币”政策以刺激短期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M1和M2）显著增加。这种政策取向进一步削弱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和抗通胀信誉、延长了高通胀的持续时间，直至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上任后采取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才最终控制住通胀局面。
这些都说明了，最初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承诺”的改变，因后续货币政策的失误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美元管理能力的信任危机。
石油美元体系：美元霸权的新基石
1.起源：1973年石油危机与美国的战略需要
20世纪70年代初，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国际地位面临严峻考验。恰在此时，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以及随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的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从每桶约3美元飙升至近12美元。这场石油危机不仅使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等西方经济体陷入困境，也凸显了能源安全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美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机制来稳定石油供应，同时在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背景下，重新巩固美元的中心地位并有效应对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带来的挑战。
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正是美国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将危机转化为战略机遇的体现。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失去了传统的价值锚定；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则暴露了美国在能源方面的脆弱性，并进一步对美元构成压力。
面对此种局面，美国通过与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将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大宗商品（石油）与美元紧密绑定。这一举措确保了全球对美元的持续性巨大需求，其需求基础不再是黄金而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标志着美元体系从金本位制向事实上的“商品本位制”（以石油为核心）的战略转型。
石油美元体系所蕴含的“承诺”是多方面的。对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而言，美国承诺提供国家安全保障和军事支持，并为其巨额石油收入提供投资渠道。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元霸权的延续、相对稳定的石油供应以及更低的融资成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提供了一个（尽管是由美国主导的）能源贸易框架；整个体系的稳定性，依赖于各方信守其在这一复杂结构中的责任与义务。
2.美沙协议：石油以美元计价换取安全保障
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达成的一项关键协议。该协议于1973年至1974年间敲定，主要内容是沙特阿拉伯同意将其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和交易。随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其他成员国也大都效仿了这一做法。作为回报，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保护、先进武器销售，并承诺为沙特积累的巨额石油美元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提供安全的投资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深刻影响全球金融格局的安排更像是一种“非正式协议”（informal arrangement），而非一份具有明确到期日期的正式条约。尽管如此，美沙之间“石油换安全”的战略关系渊源已久，可以追溯到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的会晤，当时沙特寻求外部力量保护其新发现的石油资源，而美国则需要确保战后能源供应。1951年的《共同防务援助协定》更是两国早期正式防务合作的里程碑，允许沙特进口美国武器并接受美方军事培训。
这种非正式性虽然在特定时期提供了操作上的灵活性，但也为日后双方就“承诺”的履行，特别是美国安全承诺的范围和可靠性问题上产生分歧埋下了伏笔。由于缺乏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内容公开透明的条约来详细界定1973年后所有情景下的军事保护条款，双方对承诺的理解和期望可能出现偏差。当沙特阿拉伯后续认为美国的某些行为或不作为违背了这些非正式的安全保障承诺时，这种模糊性便成为争议的焦点。
该协议实质上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货币稳定性的责任“外包”给了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OPEC国家）——即它们愿意以美元为石油计价并将由此产生的美元盈余再投资于美国经济。这创造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局面，同时也赋予了沙特阿拉伯在国际事务中相当大的、未明言的潜在影响力。这种“石油美元循环”机制至关重要，沙特通过以美元计价石油并将其石油美元盈余投资于美国国债等资产，成为支撑全球美元需求和协助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关键支柱。
这种依赖性也意味着，沙特阿拉伯任何偏离这一安排的举动（例如考虑以其他货币为石油计价），都可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拥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美国在制定其对沙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时也不得不将此因素纳入考量。
3.石油美元体系的机制及其全球影响
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机制在于全球范围内使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由此产生的美元被称为“石油美元”。产油国获得的石油美元盈余，通过所谓的“石油美元循环”机制重新注入全球经济。这些资金或被用于产油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或贷给其他国家，或大量投资于美国经济，特别是购买美国国库券等金融资产。这一循环有助于压低美国的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
对美国而言，石油美元体系带来了多重战略利益：首先，它确保了全球对美元的持续性需求，巩固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其次，它使得美国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再次，它赋予了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据估计，直到近年全球约80%的石油交易仍以美元进行。
然而，该体系也给美元带来了一个潜在的困境：为维持全球经济持续扩张所需的流动性，美国需要保持经常账户赤字；但持续的赤字又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下降，从而削弱其价值。通过确保全球对美元购买石油的持续需求，石油美元体系实际上使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地输出其通货膨胀并为其贸易和预算赤字融资——这在黄金窗口关闭后成为了“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一种新形式。
尼克松冲击后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压力，而石油美元体系创造的对美元的稳定需求意味着美国可以发行更多美元来支付进口（包括石油）和政府开支，而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立即面临本币贬值的巨大压力。美国因此能够以低利率资产为其赤字融资，并将部分国内经济政策的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地区。
石油美元体系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方面的成功，也造成了全球经济对美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健康状况的结构性依赖。由于石油这一关键的全球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且许多国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以进行这些交易并作为价值储存手段，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对美元的价值和稳定性高度敏感。
因此，任何影响美元价值或可获得性的美国国内政策（例如量化宽松或金融制裁），都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美元作为全球稳定之锚的隐性承诺可能因美国的单方面行动而受到损害。
石油美元时代下的美国安全承诺：盟约与背弃
1.“石油换安全”的交易：美国承诺的性质与演变
美沙之间“石油换安全”的战略联盟，其根源可追溯至1945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沙特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的历史性会晤。彼时，沙特阿拉伯寻求外部力量保护其新发现的石油资源，而刚经历二战的美国则急需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两国间的正式防务关系随着1951年《共同防务援助协定》的签署而得到加强，该协定允许沙特阿拉伯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并确立了美方为沙特军队提供培训的机制。
进入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卡特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决心，即美国将动用武力保护其在该地区的“美国”利益。这一原则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军事存在确保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出兵保卫沙特油田，沙特则提供资金与燃料支持）得到了充分体现。即便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依然向沙特提供了反恐援助，协助加固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2002年），并在沙特石油设施遭受伊朗网络攻击后再次提供了安全支持（2012年）。而1974年建立的石油美元体系，则将石油以美元计价与美国向沙特等国提供军事保护和武器销售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尽管美国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应对直接的国家层面侵略（如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对沙特的威胁）时，其安全承诺表现得相对坚定，但利雅得方面逐渐认为在应对非对称威胁、伊朗的代理人行动以及地区内部的颠覆活动时，美国的承诺显得不那么可靠。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安全优先事项和对美国承诺的理解上出现分歧。沙特阿拉伯内部逐渐形成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因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角色、未能有效干预叙利亚内战以及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埃及穆巴拉克政权更迭的态度，而显得不可靠。特别是2019年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中，美国相对克制的反应，被沙特视为美国安全承诺严重受损的标志。
这突显了双方对“安全承诺”的内涵解读存在差异：美国可能更侧重于应对特定类型的外部威胁，而沙特则期望获得更广泛、更持续的支持，尤其是在对抗其认定的主要地区对手伊朗及其代理人势力方面。
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演变（例如其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后“9·11”时代的反恐战争，以及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尝试）均与其对沙特阿拉伯等传统盟友的长期安全承诺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张力。这使得美国难以同时满足其所有的战略利益和盟友的期望。
随着美国将军事资源更多地转向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沙特等国对其在该地区投入的意愿和能力产生疑虑。JCPOA谈判更是让沙特感到被“背叛”，认为任何对伊朗有利的安排都是对自身安全的损害。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这些调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对沙特承诺的感知和执行方式，从而为“承诺被违背”的指责创造了土壤——这些指责可能更多源于美国优先事项的转变，而非对过去某项具体协议的明确背弃。
基于这些感知到的“承诺失信”，沙特阿拉伯近年来显著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开始推行更加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战略，加强了与中国、俄罗斯等非西方大国的接触与合作。沙特在2022年3月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增加石油产量的要求，部分原因即在于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缺乏支持。同时，沙特也开始寻求与美国建立更正式、更具约束力的防务条约，以期获得更明确的安全保障。
沙特对美国安全承诺“食言”的感知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忧虑：随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成功，美国对中东石油的直接依赖度下降，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正在减弱。这种结构性转变自然会使沙特质疑以石油为基础的非正式安全保障的长期有效性，从而促使其寻求更明确的承诺或实现对外关系的多元化。
2.关系紧张对能源市场及地缘政治稳定性的影响
美沙关系以及美国与中东产油国关系的紧张，对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地缘政治格局具有显著影响：
1）1973年石油禁运——政治安全争端的直接产物。1973年，为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OPEC成员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此举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高通胀，并暴露了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在能源供应上的脆弱性。这一事件清晰地表明，涉及美国与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地缘政治紧张，能够将石油“武器化”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影响OPEC+产量决策。美沙关系的紧张状态会直接影响OPEC+的石油生产决策。例如，沙特阿拉伯顶住美国压力在2022年10月推动OPEC+大幅减产，这一决定背后就有对美国相关政策不满的因素，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这表明沙特在制定石油政策时会将其对美关系的评估纳入考量。
3）沙特自身战略考量。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政策制定日益复杂。一方面，其需要通过稳定的石油收入为其“2030愿景”经济多元化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它也需要维护其在亚洲等关键石油消费市场的份额，并在此过程中可能与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形成竞争。这些因素与美沙双边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沙特的产油决策。
4）OPEC+内部团结与市场波动。如果美国对沙特施加过大压力或美沙关系持续恶化，可能破坏OPEC+内部的团结。一旦OPEC+的协调减产机制失灵，可能引发成员国之间的价格战进而导致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加剧市场不确定性。
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社会对美沙安全关系强度和可靠性的认知紧密相连。一旦这种关系出现显著裂痕，沙特阿拉伯独立或更强硬地运用其石油政策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可能导致类似于1973年（尽管形式可能不同）的油价冲击和供应不确定性。
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在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换取安全保障的共识之上。如果沙特感到安全保障这一环正在弱化，其严格遵循美国在石油生产和定价方面偏好的动机就会减弱。沙特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顶住美国的生产压力，优先考虑自身收入或OPEC+的凝聚力，这表明“安全换石油”的联系一旦受损，会直接转化为能源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战略考量日益多元化，它需要在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履行对OPEC+的承诺、实现自身经济多元化目标（“2030愿景”）以及发展与中国等主要石油消费大国日益增长的联系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多重考量使得美国单方面影响沙特石油政策的能力不如以往那样直接和有效。
沙特正在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政治经济往来，而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这种多向结盟意味着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政策要求，如今需要在沙特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框架下进行权衡，从而削弱了美国对其石油决策的直接影响力。
广场协议：货币外交开启，汇率成为贸易政策工具
1.背景、目标与执行
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经历了大幅升值，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了44%至50%。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为抗击通胀而大幅提高利率）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里根政府的减税和国防开支增加）。强势美元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占GDP比重接近3%至3.5%），损害了美国出口商的竞争力并助长了国会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和日本虽然享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其国内GDP增长却出现负值。
在此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G5集团（美、日、西德、法、英）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该协议旨在通过协调的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并辅以各成员国的政策调整（例如德国减税、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等），来促使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序贬值，其目标是降低美元币值以缓解美国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状况。美国财政部的公开声明亦指出，目标是“其他非美元货币对美元实现进一步的有序升值”。
《广场协议》与其说是一次真正的多边主义合作，不如说是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庞大的贸易逆差和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压力）的倡议。它通过迫使其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是日本和西德），通过本币升值和刺激内需来承担主要的调整成本。
尽管协议以合作姿态出现，但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其影响力达成了一个主要有利于自身短期利益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让市场力量在没有如此公开、高级别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决定汇率的理想状态，这种干预显然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国家经济目标。
《广场协议》在迅速压低美元币值方面的成功，展示了主要经济体政府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巨大威力。然而，这也开创了一个将汇率作为贸易政策明确工具的先例，为未来的“货币战”和竞争性贬值埋下伏笔。协议达成后美元确实如预期般大幅下跌，这种“货币外交成为现实”的事件，虽然在短期内部分缓解了美国的贸易失衡，但也表明主要经济大国可以集体操纵汇率以达到政策目的。这种成功经验可能会鼓励后来的政府（例如2025年引发热议的“马阿拉歌协议”Mar-a-Lago Accord设想）将货币干预视为合法的政策工具，从而偏离汇率由市场自由浮动决定的原则。
2.对全球货币、贸易平衡及金融市场的影响
《广场协议》在协议签署后，美元经历了显著的贬值。两年内，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下跌了约40%至50%。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9月约242日元兑1美元，升至1986年的约153日元，到1988年更是达到约12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这对全球金融市场和主要经济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1）贸易平衡重新调整：由于“J曲线效应”（即货币贬值初期贸易逆差可能反而扩大的现象），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短期内有所恶化，但随后对日本以外国家的贸易状况有所改善。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市场存在结构性壁垒等因素，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不过，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到1989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确实下降了约三分之二。
2）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元的急剧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为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和扩大信贷规模）。这些政策直接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巨大资产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裂，导致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停滞，即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或数十年）。
3）全球股市受到冲击：日本股市在《广场协议》后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繁荣，随后则是灾难性的崩盘。1987年签署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旨在稳定因广场协议引发的美元持续贬值后的汇率，但此后不久便发生了1987年全球股市大崩盘（“黑色星期一”），尽管两者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尚存争议。
4）大宗商品市场同步影响：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通常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会受到支撑。具体到石油市场，沙特阿拉伯在1985年将其石油定价与现货市场挂钩并增加了产量，这导致了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下跌，与《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趋势同时发生。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的长期且不成比例的负面冲击（资产泡沫及其破裂导致的“失去的十年”），为大规模、政治驱动的货币干预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尤其是在目标国的国内政策应对失当时。
面对日元快速升值对其出口依赖型经济的威胁，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回应。这种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国内政策选择直接助长了资产泡沫。泡沫的最终破裂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这充分说明，一个旨在实现“有序”调整的国际协议的“承诺”，可能会因国际压力与国内政策反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被打破，给参与方之一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害。
此外，尽管《广场协议》旨在纠正美国的贸易失衡，但由于未能解决美国经济中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贸易逆差最终再度浮现，这说明了单靠汇率操纵不足以实现可持续的贸易再平衡。有研究分析就明确指出，《广场协议》“未能实现贸易平衡的持久改善，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低储蓄和高政府借贷的根本动态没有得到解决”。
同时，由于日本国内的结构性进口限制，该协议也未能有效改善美日贸易逆差。《广场协议》过度关注汇率调整而未能触及导致失衡的根本原因，使其关于长期解决方案的“承诺”未能完全兑现。
量化宽松(2008年后)：非常规政策及其国际溢出效应
1.基本原理与实施
量化宽松（QE）是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已降至零或接近零时，央行为刺激经济活动会预先设定规模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以此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及2020年-22年的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期间，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广泛并持久地运用了QE政策。
美联储的QE操作主要分为几个阶段：例如，危机初期的QE1旨在压低主权债券收益率并提振股市；而自2010年起的QE2则更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推高股票等风险资产价格，并通过降低长期收益率来刺激美国本土经济复苏。
美联储官员为QE辩护称，这是在危机时期支持市场运作、实现国内通胀和就业双重使命的必要手段。美联储理事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甚至表示，鉴于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多次和长期使用，QE已不再是“非常规”工具。
美联储实施QE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内经济复苏（至少在初期），其对该政策可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的显著且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溢出效应，并未给予同等程度的明确关注。美联储官员的表述侧重于QE的国内机制：通过资产互换（储备换国债）降低长期利率以刺激经济，以及在市场承压时缓解交易摩擦。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文件也总结了美方的一种观点，即QE通过提振美国经济活动和改善全球金融环境，最终会有利于外国经济体。
然而，同一份文件也呈现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反看法，即QE导致了过剩的全球流动性涌入，引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产价格膨胀。巴西总统罗塞夫曾将QE的冲击形容为“货币海啸”和“货币战争”。尽管美联储的法定职责是国内的但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其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并被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视为负面冲击。
QE政策的反复和长期使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支持之间的界限，并可能通过使市场习惯于预期央行会出手托底资产价格，从而制造了“道德风险”、扭曲了风险评估。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QE），往往与债务泡沫的担忧联系在一起。央行持续干预以推高资产价格的做法可能导致市场参与者低估风险——因为他们预期在经济下行时央行会介入。因此，由市场驱动的价格发现这一“承诺”可能受到潜在的侵蚀。
2.国际社会对货币稳定关切及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广泛的国际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对全球货币稳定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面溢出效应上。首先，QE政策被指责在长期内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若银行体系惜贷则效果有限，同时会推高资产价格（可能加剧财富不平等），并可能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其次，由美国货币政策驱动的资本流动带来的剧烈波动（QE期间的涌入和紧缩期间的撤出）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政策挑战，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冲击巨大：
1）美国扩张性的QE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了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压低了其长期债券收益率，并引发了股市的繁荣。这种效应在所谓的“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表现得尤为强烈。
2）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决策者认为美国的QE制造了过剩的全球流动性，导致资本大规模涌向新兴市场国家，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了升值压力并助长了金融失衡。巴西时任总统罗塞夫曾将此形容为一场“货币海啸”，并指责其发动了“货币战争”。金砖国家（BRICS）也曾公开谴责西方国家的QE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贬值行为。当美国后续收紧货币政策（如QE结束后开始加息）时，又会引发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外流，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融资成本上升，金融脆弱性加剧。
并且，QE往往会造成汇率波动——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汇率。例如，如果美国实施QE的力度大于印度，美元相对于印度卢比的价值便会下降，其效果类似于直接的汇率干预或操纵。新兴市场经济体认为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时应适当顾及全球金融稳定，而非仅仅聚焦于国内目标而将不稳定的风险外溢。美元作为全球首要储备货币，其发行国的政策具有系统重要性。
新兴市场国家认为美国QE制造的“过剩全球流动性”、“货币海啸”和“货币战争”以及金砖国家对其“竞争性贬值”的指控都反映出一种看法，即美国未能履行其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管家”的责任，反而利用其货币政策给依赖该体系的、规模较小且开放的经济体带来了动荡。QE溢出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上加速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增强国内金融韧性、减少对美元融资的依赖以及探索区域性金融合作的努力，从而助推了更广泛的“去美元化”趋势。
面对由美国货币政策引发的资本大进大出和汇率波动，新兴市场国家有强烈的动机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对更大货币自主权和金融稳定性的渴望，自然会引导这些国家探索诸如增持其他货币外汇储备、发展本币债券市场以及参与金砖国家支付系统等倡议。
联邦债务与债务上限危机：美元主权是否可靠？
1.反复出现的债务上限危机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已达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且在现有财税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将无限期持续攀升——目前美国联邦总债务已达约36万亿美元，而特朗普当前正在推动的“大而美”减税法案预计将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自2001年联邦预算在经历四年盈余后重回赤字状态以来，债务上限危机已成为美国财政政策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在这些危机中，债务上限常被用作推动特定预算议程的政治筹码，导致了多次政治边缘政策事件。这种政治僵局和财政管理方式引发了信用评级机构的严重关切。
2011年8月，标普（S&P）以对美国债务水平和政治僵局的担忧为由，历史上首次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下调至AA+。惠誉亦于2023年8月采取了类似行动，穆迪则在2025年5月跟进下调，这意味着美国首次失去了所有三大主要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理由普遍包括：持续增长的债务规模、财政状况的恶化、治理能力的削弱，以及缺乏通过政治共识来解决赤字问题的有效途径。
将债务上限作为政治博弈工具的反复使用，导致美国数次濒临技术性违约并引发信用评级下调，这不仅是财政数字层面的问题，更深层地反映了美国制度层面在健全财政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正在受到侵蚀。这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构成了一种关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应尽的负责任治理“承诺”的潜在背离。债务上限本身被用作“推动预算议程的杠杆”。评级机构将“政治纷争”、“治理侵蚀”和“无法通过政治共识解决问题”列为降级原因。
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和外国央行对美国金融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因这种政治边缘政策而受到损害，而这种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恰恰是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尽管信用评级下调并未立即引发美国国债需求的崩溃，但这些事件的长期累积则逐渐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债务“无风险”的传统认知，这可能导致美国在长期内面临逐步升高的借贷成本。
2011年标普降级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因投资者寻求避险而下降。然而，在2025年穆迪降级后，震动了债券市场、推高了长期国债收益率并引发了对消费贷款的连锁反应担忧。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明，尽管短期内可能出现“逃向安全”的动态，但评级机构对美国财政状况的一再质疑正在逐渐侵蚀美国债务的优越地位，导致其风险溢价在未来结构性上升。
2.国际观感及对美元储备地位的影响
美国联邦债务的持续扩张和反复出现的债务上限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产生了复杂影响：
2011年标普降级时，市场反应剧烈。标普500指数在谈判期间已下跌11%，降级后首个交易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再跌6.7%，两周内累计跌幅达17%。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11年8月8日均大幅下挫超过5.5%和6.6%。国际发达市场股票（MSCI全球除美国外指数）在2011财年以美元计价下跌了9.1%。黄金价格飙升，在2011年8月-9月一度达到1825-1910美元/盎司的创纪录高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债价格反而上涨，因为在全球避险情绪下投资者仍将其视为相对安全的资产。欧元/美元和日元/美元等主要货币对的波动性加剧，消费者信心预期跌至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后的最低水平。
2023年惠誉降级时，由于市场对美国的财政挑战已有预期，股市的初步反应相对平缓，股指期货仅小幅下跌约1%。然而，2025年穆迪的降级行动震动了债券市场，推高了长期国债收益率，穆迪降级后，美元汇率走弱。美国持续增长的债务规模和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僵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广泛忧虑。美国国债市场的崩溃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国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将意味着其放弃全球金融领导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从十年前的65%降至2024年底的58%）且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也有所降低，但美元目前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然而，持续的财政问题和政策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的这种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美元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依然领先且缺乏规模相当、信誉卓著的替代货币，美元在短期内不会失去其储备货币的地位。
国际社会对美国金融可靠性的评价，正日益受到其政治体制稳定性和执政能力的塑造，而不仅仅是经济基本面因素。评级机构报告中反复提及的“治理侵蚀”，其引发的担忧程度正变得与债务水平本身同样重要。
标准普尔在2011年就指出美国“决策和政治体制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正在减弱。惠誉在2023年也提到了“治理的侵蚀”。穆迪在2025年的评级行动中，同样指出了“制度框架的弱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方面”。这些来自评级机构的一致判断表明，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机构在评估美国时，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数据，开始审视其政治意愿和负责任地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这种对治理能力的关注意味着，美国提供稳定和可预测政策环境的“承诺”在国际上被认为日益脆弱。
总 结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及其政策承诺的履行，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演变和挑战。
1.美元霸权的重塑与维系
“尼克松冲击”虽然在短期内引发了美元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但美国通过后续的战略调整，特别是与沙特阿拉伯等国构建的石油美元体系，成功地为美元找到了新的价值锚点，确保了其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在面临体系性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调整能力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权。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对原有国际货币秩序承诺的单方面改变。
2.安全承诺的复杂性与认知差异
在石油美元框架下，美国对沙特等产油国的安全承诺是维系该体系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美国自身战略优先的调整（如反恐战争、亚太再平衡、对伊朗政策的摇摆），以及沙特等国对安全威胁感知的变化，双方对安全承诺的内涵、范围和可靠性的认知出现了显著差异。
美国在特定时期和特定事件中的反应（或不作为），被沙特等国视为未能充分履行其安全伙伴的责任，从而导致双边关系紧张，并促使这些国家寻求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多元化。这凸显了非正式、缺乏明确条约约束的安全承诺在长期实践中的脆弱性。
3.美国经济政策的全球溢出效应与“承诺”的再定义。
无论是广场协议、量化宽松，还是反复出现的债务上限危机，美国国内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都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广场协议》虽旨在纠正美元高估和贸易失衡，但也对日本等国的经济造成了长期负面冲击，显示了协调干预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量化宽松政策在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同时，其产生的巨大流动性外溢效应，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资本流动剧烈波动、汇率升值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引发了关于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责任的讨论。
联邦债务的持续攀升和债务上限的政治博弈，则从根本上挑战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纪律和体制稳定性的信心，尽管美元的避险地位短期内未受根本动摇，但长期来看这会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
这些事件表明，美国的政策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全球性影响，当这些政策的制定主要基于国内考量而可能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或全球金融稳定时，便可能被视为对其作为负责任大国隐性承诺的偏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到石油美元的建立与维系，再到后续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实施及其引发的争议，都反映出大国责任、国家利益与国际规则之间持续存在的压力。
现在，全球金融秩序正在经历的大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平衡其国内政策需求与国际责任，以及国际社会在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多元化货币体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金融市场而言，理解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变迁及其潜在影响，对于有效管理风险和把握机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