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曾提出一个深刻而具挑战性的论断：“追求确定性是成为风险知情者的最大障碍”。这一论断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在当今这个日益复杂且充满变数的世界里，由于天生对确定性的渴望而制造出一种危险的幻觉。这种幻觉让我们误将深不可测的“不确定性”当作可以计算的“风险”，从而在错误的情境下使用错误的工具，最终在金融、医疗乃至公共政策等领域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为何痴迷于“确定性”？
1.根源：从哲学上逃离危险
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并非新生事物，而是根植于一个深刻的哲学传统。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其著作《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中揭示，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的早期人类，通过两种方式寻求安全感：一种是通过宗教仪式和信仰来改变自我以顺应命运；另一种则是通过发展实用技艺和行动来改造世界。
历史上，古希腊思想家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西方哲学思维逻辑：将理论和智力领域（被视为永恒不变且确定的真理领域）置于实践和经验领域之上，而后者则被贬低为偶然、易变且内在地不确定的。实践活动因其与“卑劣”的物质世界相关联而被视为“下等”，而纯粹的思辨则被赋予了通往更高精神世界的特权。杜威对此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本质上是一种“逃离危险”的心理机制；人类其实是想通过这一方式找到看似可以达到确定性的纯粹思想世界去得到庇护。
这种古老的偏见延续至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代思维。我们仍然常常倾向于低估经验知识的价值，而偏爱抽象的模型。这种对抽象、不变“真理”的偏好，为现代认知偏差的产生埋下了哲学的伏笔。现代专家们过度依赖复杂的数学模型（如贝叶斯分析或多元回归）来应对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做法正是杜威所描述的哲学传统的延续。
2.心理机制：心智对模糊性的厌恶
其实，驱动哲学上对确定性追求的，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某些心理机制。其中最核心的是“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即个体对明确答案的渴望以及对模糊性的厌恶。这是一种动机倾向，促使人们迅速“抓住”早期信息并“固执”于某个结论，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不适感。
这种需求表现为两种倾向：“急于求成倾向”——即尽快达成闭合；以及“维持永久倾向”——即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闭合。这解释了为何人们倾向于草率下判断，并在此后抗拒可能挑战其既有信念的新信息。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这一认知偏差，即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对那些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积极错觉”，它在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提供了安全感和可预测性。
这两大机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首先，强烈的认知闭合需求在心理上创造了对确定性的“需求”。接着，控制错觉偏差为这种需求提供了认知上的“供给”，让我们感觉自己比实际上更能掌控随机或不确定的事件。这个过程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我们越是渴望确定性，就越容易陷入控制的错觉；而我们越是感觉一切尽在掌握，就越倾向于抗拒那些能够揭示情境真实不确定性的反面证据。这个循环深刻地解释了吉仁泽论断的力量所在。“追求确定性”是一个主动的、自我延续的认知过程，它通过创造并捍卫一种与外部现实脱节的内在控制感，系统性地蒙蔽了我们对风险的洞察力。
一种新的理性框架：风险与不确定性
1.可计算的风险世界
为了打破确定性的幻觉，首先必须对我们面临的决策环境进行精确的区分。吉仁泽借鉴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观点，将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风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备选方案、可能的结果以及它们的概率都是已知的，或者可以被可靠地计算出来。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统计学延伸。
风险世界的经典例子是机会游戏，如彩票、轮盘赌或掷骰子。在这些情境中，概率空间是完全确定的。例如，在轮盘赌中，我们可以精确计算出球落在任何一个数字上的概率。在这样一个可计算的风险世界里，传统理性所推崇的工具——如统计分析、概率论和优化模型，是恰当且强大的。吉仁泽并不否认这些工具的价值，他所批判的是将它们错误地应用于它们不适用的领域。在风险世界中，更多的信息和更复杂的计算通常能带来更好的决策。
2.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世界
与风险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大多数决策所处的领域。根据奈特和吉仁泽的定义，这是一个并非所有信息都已知的世界：某些可能的结果是未知的，而它们的概率是无法计算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将来未必与过去相似。
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重要决策都属于不确定性的范畴，例如选择配偶、做出医疗诊断、投资股票市场或规划职业生涯。这些都是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发生的独特情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最优解”的努力是徒劳的，吉仁泽直言，“最优解的概念完全是一种幻觉”。试图将用于“风险”世界的复杂数学工具应用于“不确定性”的世界，不仅无效甚至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因此，理解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是选择正确决策工具的首要前提。
表1：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简单区分
3.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适应性工具箱
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人类心智并非束手无策。吉仁泽提出了一个核心比喻——适应性工具箱，即心智中存储的一系列“快速节俭”的启发式方法，用以在不确定性中航行。以下是一些聪明的启发式方法的例子：
再认启发法（Recognition Heuristic）：如果在两个选项中你只认识其中一个，那么就推断被认识的那个选项在目标标准上（如城市人口、公司规模）有更高的值。这个简单的规则在特定情境下甚至能超越复杂的预测模型，完美诠释了“少即是多”的效应。
择优启发法（Take-the-Best Heuristic）：在多个选项间做选择时，按照有效性顺序搜索线索。一旦找到第一个能区分选项的线索，就停止搜索，并选择该线索指向的选项，忽略所有其他信息。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在现实世界的预测中表现出惊人的准确性。
1/N启发法（1/N Heuristic）： 在金融投资领域，与其使用复杂的优化模型来分配资金，不如简单地将资金平均分配到N个资产上。诺贝尔奖得主哈里·马科维（Harry Markowitz）在为自己做退休投资时，就采用了这个简单的启发法，而非他那套获诺奖的优化模型，因为它对不确定市场中固有的估计误差更为稳健。
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关键概念：“生态理性”，即启发式方法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当它与环境相匹配时，它才是有效的。
虚假确定性的高昂代价
1.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失灵：2008年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整个体系未能区分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典型案例。当时的金融业普遍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在一种风险完全可计算、可管理的幻觉下运作。
金融创新产品，如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s），其定价基于那些依赖于房价持续上涨时期的历史数据的量化模型。这些模型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说服评级机构给予那些本质上充满毒性的证券AAA的最高评级。这正是金融崩溃模型中所描述的“确定性幻觉”的现实体现。
这场危机同时也被心理偏见所驱动。“非理性繁荣”、羊群效应和过度自信，让投资者普遍相信资产价格会无限上涨。而“控制错觉”则让金融高管和交易员们误以为，他们那些复杂难懂的金融工具赋予了他们驾驭风险的能力。整个系统的激励机制是传递风险而非评估风险，因此没有一个环节的参与者有动力去质疑底层资产的真实性。当房地产市场潜在的不确定性最终暴露、房价开始下跌时，这些模型瞬间崩溃，确定性的幻觉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席卷全球的恐慌。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2008年的危机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失败。生态理性的核心原则是决策策略必须与环境相匹配。2008年前的金融环境充满了新型金融产品和不可预测的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一个深刻且无法计算的不确定性环境。
然而，金融业却普遍采用了为可计算风险世界设计的工具，即复杂的统计模型和优化算法。这是一种工具与环境的根本性错配，整个行业的策略是生态非理性的。因此，这场危机并非仅仅是模型的失败，而是将赌场的逻辑应用于真实世界不可预测动态的必然结果，是忽视风险与不确定性区别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2. 医疗领域的诊断失误
在医疗实践中，尽快得出明确诊断的压力会激活医生的“认知闭合需求”，从而导致危险的认知捷径。其中两种关键的偏见是：
锚定效应（Anchoring）：临床医生固执于最初获得的信息（例如后文案例中的“病人闻起来有酒味”），即使后续出现新的证据也未能及时调整思路。
过早闭合（Premature Closure）：一旦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医生便停止了诊断过程，而未能考虑其他可能性（例如，将老年男性的直肠出血归因于痔疮而错过了对癌症的排查）。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名急诊医生被告知一位昏迷病人身上有酒味，便锚定于“醉酒”的初步印象，并因此决定不进行基础的实验室检查（过早闭合），结果错过了“酒精性酮症酸中毒”这一致命的真实诊断。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在偏见驱动下对确定性的仓促追求，可能是致命的。问题还延伸到对证据的解读方面。许多医疗专业人员在处理概率信息时遇到困难，他们常常高估基于阳性检测结果的诊断确定性。他们可能否认假阳性的存在，或无法正确计算出患病的真实概率，从而会陷入一种危险的诊断确定性幻觉。这些诊断偏见可以被理解为适应不良的启发式方法。吉仁泽认为，启发式是适应性工具。锚定和过早闭合可以看作是“择优启发法”的变体——抓住最显著的线索并停止搜索。在许多紧急情况下，例如对胸痛病人立即按心脏病发作处理，这种快速反应是高度适应性且能挽救生命的。然而，在复杂的诊断案例中，环境要求的是更慢、更系统的推理。
因此，诊断错误往往不是源于“糟糕”的思维，而是启发式方法与环境的错配。临床医生在需要使用分析工具的情境中，错误地使用了他们适应性工具箱中的“快速节俭”工具。对确定性的追求使他们偏向于使用更快、更简单的工具，即使这并不适宜。
3. 公共话语中的政策瘫痪
在许多公共政策辩论中，公众往往要求绝对安全——即一种技术完全无害的完美确定性。这在认知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类活动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
尽管科学界普遍共识认为，目前市面上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但全球仍有大量民众认为其不安全。这场辩论常常围绕着无法证明其绝对、长期的安全性展开。反对者聚焦于潜在的、未被管理的风险，并质疑监管程序的严谨性。这种对确定性（即“零风险”）的要求，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清楚风险需要权衡。这种恐惧是被一种“直觉上吸引人”的叙事所驱动的，即“不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威胁。
核能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公众对核能的看法主要被对辐射和灾难性事故的恐惧所主导，尽管数据显示，与化石燃料相比，核能是一种极其安全的发电方式。辩论常常被推向“绝对邪恶”的极端，只关注风险而忽视其零碳排放等益处。公众要求的是绝对的密封和零事故概率，这虽然是设计目标，但对于任何技术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对确定性的苛求，使得关于能源权衡的理性政策讨论陷入瘫痪。
在这些公共话语中，对确定性的追求被巧妙地武器化了。由于人类心智对不确定性感到不适，并有寻求确定性的心理倾向，而科学上又不可能用绝对的确定性来证明一个否定命题（例如，“证明这项技术永远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反对某一技术的倡导团体便可以利用这一认知特征。通过要求“绝对安全的证据”，他们将辩论的框架设定在一个支持方永远无法获胜的境地。无法提供这种不可能的确定性，继而被解读为存在风险的证据，从而加剧公众的恐惧和不信任。于是，对确定性的追求从一种认知偏见，转变为一种阻碍循证决策的强大话语策略。
如何化解？——培养风险素养
1.从数字盲到洞察力：自然频率的力量
吉仁泽指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广泛存在的“统计盲”（innumeracy），即使在医生和法官等专家群体中也是如此。他强调，这并非因为人们愚蠢而是因为统计信息的呈现方式常常令人困惑，比如：
条件概率：如灵敏度（sensitivity）和特异性（specificity），这些概念在心智中极难组合，因为它们参照的是不同的人群（例如，病人vs.健康人）。
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s）：这种表述方式极具误导性，能让微小的绝对风险看起来巨大。例如，一项风险从七千分之一增加到七千分之二，可以被表述为“相对风险增加100%”，这一说法曾引发了一场关于避孕药的恐慌。
吉仁泽为提升风险素养开出的核心“解药”，是将概率转化为自然频率（natural frequencies），这涉及使用特定参考总体中的整数来表达信息（例如，“每1000名女性中有10人……”）。
自然频率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明确了参考类别，并将复杂的贝叶斯计算简化为连儿童都能掌握的简单算术。它们绕过了复杂的公式，并且与人类心智处理事件计数的自然方式相契合。这种表述方式将抽象的概率转化为具体的、可想象的数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理解力。为了具体展示这一工具的强大威力，以下将一个真实的医疗场景（乳腺癌筛查）从令人困惑的概率形式转换为清晰的自然频率形式表达。
表2：沟通医疗风险——从概率到自然频率
2.推动适用不确定世界的教育
吉仁泽大力倡导，风险素养应当成为与读写能力同等重要的基础教育核心组成部分。他批评道，我们的教育体系教会孩子确定性的数学（如几何、三角），却忽视了不确定性的数学（如统计、概率）。
为此，他积极投身于对专业人士的培训，包括美国联邦法官、德国医生和企业高管，旨在向他们传授在不确定性下进行决策和提升风险素养的技能。其目标是为他们配备正确的工具（如自然频率）和思维模式，让他们能够识别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并为不同情境选择合适的策略。
教育的重点不应仅仅是纠正偏见，更重要的是教会人们在何种情境下使用何种简单而聪明的启发式方法，这关乎建立并学会使用我们心智中的“适应性工具箱”。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风险知情”（risk-savvy）的社会，其中的公民能够看穿具有误导性的统计数据，理解他们在健康和财务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从而巩固民主社会的基础。
超越确定性，迈向智慧判断
追求确定性是一种认知和哲学上的陷阱，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崩溃，到医疗诊断中的致命失误，再到公共政策辩论的僵局，其背后都贯穿着对虚假确定性的执着。
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就是要努力成为“风险知情者”。这意味着人们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深刻理解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根本区别，并为不同的任务选择正确的工具——有时是复杂的分析，但更多时候是我们适应性工具箱中一个聪明的启发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