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增长是否必然会推动其股票市场估值的持续提升？本文将通过对历史上主要世界大国的案例研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剖析军事、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复杂且多维度的互动关系，试图来解释这种关系并给予一定建议。 这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此前分析了军事实力与股市估值之间复杂多变关系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综合经济学和投资者心理学的理论，以期提供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 五、从军事优势到二阶经济后果，再到霸权红利 前文分析了军事实力与股市估值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接下来，将从经济学和投资者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军事优势如何传递到国民经济、资本市场，对股票市场估值产生影响。 1. “大炮与黄油”的困境：军事开支是经济的拖累还是兴奋剂？ 关于军事开支对经济影响的争论由来已久，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1）负面观点：机会成本与资源挤出 经典的“大炮与黄油”（guns versus butter）模型认为，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经济体中用于军事（大炮）的资源增加，必然意味着可用于民用消费和投资（黄油）的资源减少。这种观点强调军事开支的“机会成本”。具体而言，其负面影响通过以下几个渠道体现： 挤出投资：国防开支与私人投资竞争有限的资本。政府为军事项目融资，可能会提高利率或税收，从而抑制私人部门的投资活动。 人才流失：国防工业往往会吸引大量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可能会导致民用高科技产业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 生产力下降：军事部门的产出（如武器装备）通常不直接增加社会总产出或消费，其生产力效率可能低于民用部门。资源从高效率的民用部门流向低效率的军事部门，会拉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水平。 美国在越战时期的经历，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1965年，美国经济已接近充分就业，此时大规模增加的战争开支并未带来额外的增长，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挤压了企业利润，导致了长期的经济滞胀和股市低迷。 2）正面观点：需求刺激与技术创新 与负面观点相对，也有理论认为军事开支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凯恩斯主义效应：在经济萧条或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军事采购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财政刺激手段，增加总需求，提高产能利用率，从而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二战时期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巨额的战争开支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的泥潭中彻底拉了出来。 技术外溢：如前文所述，国防研发投入可以产生重要的技术突破，这些技术随后可以转移到民用领域，创造新产业，提升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这一效应在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综合来看，军事开支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条件的。其最终效果取决于经济体的初始状态。在一个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体中，军事开支更可能扮演凯恩斯主义刺激者的角色；而在一个充分就业、资源紧张的经济体中，它则更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挤出效应”。 这一结论有助于调和学术文献中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并解释了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军事扩张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会截然不同。 2. 投资者心理与地缘政治风险：“战争之谜” 军事实力对市场的影响，最终必须通过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来实现。因此，理解投资者心理在地缘政治风险下的反应模式至关重要。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发现了一种被称为“战争之谜”的现象。 “战争之谜”指的是一种看似矛盾的市场行为模式：在战争爆发前的酝酿阶段，随着战争可能性的增加，不确定性上升，投资者规避风险，导致股票价格下跌。然而，当战争最终确定爆发时，不确定性瞬间消除，市场反而常常出现反弹。 这表明市场厌恶不确定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厌恶坏消息本身。一旦战争成为既定事实，即使前景黯淡，投资者也可以开始根据新的现实重新评估资产价格，市场反而获得了定价的基准。 历史上的多次冲突都验证了这一模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道琼斯指数暴跌30%，但在市场重新开放后，1915年却创下了88%的惊人涨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事件后市场短暂下跌，但在不到一个月内就收复了失地，并在整个战争期间累计上涨了50% 。 更深层次的分析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本身并非市场的直接驱动力，真正影响市场的是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传导至金融市场： 打击信心和需求：导致负面的增长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会抛售股票等风险资产，转向国债等避险资产。 扰乱供应链和生产：导致通货膨胀冲击。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可能导致油价飙升，从而推高全球通胀，侵蚀企业利润。 因此，投资者在评估地缘政治事件时，关注的焦点并非冲突的军事细节，而是其对全球贸易、能源价格、企业盈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股票市场并不直接为军事实力本身定价。它定价的是该实力被使用或受到挑战时所引发的二阶经济后果，并且这种定价过程深受投资者心理的过滤——他们最憎恶的是无法量化的不确定性。 军事实力是背景板，只有当它被搬上舞台中央，引发对未来经济结果（利润、供应链、通胀）的猜测时，市场才会做出剧烈反应。一旦冲突爆发，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便开始消化新的现实（如政府支出增加、国防企业利润上升），这往往解释了战争爆发后市场反弹的现象。 3.被忽视的因素：储备货币地位与资本流动 军事实力与股票市场估值之间最强大、尽管是间接的联系，在于霸权国的军事力量为其货币维持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提供了根本保障。 “嚣张的特权”。控制全球储备货币（19世纪的英镑，二战后的美元）为主权国家带来了一种被称为“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巨大优势。这意味着该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向全球借贷，因为全球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储备其货币来进行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该国在进行国际交易时无需承担汇率风险，并且能够持续吸引寻求安全和流动性的全球资本流入。 这一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军事霸权 → 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对霸权国制度和货币的信心 → 储备货币地位 → 持续的国际资本净流入 → 对国内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更高需求 → 持续的、结构性偏高的股票市场估值。 这便是最终的“霸权红利”。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相对于其他国家更高的估值水平（即所谓的“美国溢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全球投资者，无论是寻求避险还是追求增长，都将美元资产作为其投资组合的核心配置。 这种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为美国股市提供了强大的需求支撑，使其在遭遇冲击时更具韧性，在复苏时更为强劲。而这一切的基石，正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利益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军事能力。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增长与其股票市场估值提升之间，不存在直接、普遍且必然为正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性质由一系列关键变量所决定： 关系是间接的：军事力量对市场估值的正面支撑，主要通过两个间接渠道实现。其一，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全球商业活动的安全环境。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为本国货币成为并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提供最终的信用背书。这种“霸权红利”通过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系统性地推高了霸权国的资产估值。 关系是有条件的：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有效。其效果高度依赖于该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英美等国的案例表明，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保护私有产权、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中，军事霸权可以有效地转化为金融优势。然而，中国的案例则清晰地揭示，在一个国家主导、资本账户管制、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首要目标的体系中，这条传导路径可以被轻易地切断。 关系是非线性的：军事开支和冲突对市场的影响并非单向的。“大炮与黄油”的困境表明，军事开支在经济萧条时可能是刺激，在经济过热时则可能成为负担。“战争之谜”的现象则揭示了投资者心理的复杂性，市场对不确定性的厌恶超过了对坏消息本身的厌恶。因此，军事行动对市场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宏观经济背景、事件的突发性以及投资者的预期管理。 基于以上结论，全球投资者在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其投资决策框架时，应采取一种更为精细和批判性的方法： 超越国防预算：不应将一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增长简单地视为其股市的利好信号。投资者需要进行更全面的“综合国力”分析，评估其军事、经济、技术和外交实力是否形成了协同效应。一个孤立的军事扩张，如果以牺牲经济活力为代价，长期来看对市场可能是有害的。 识别安全保障者：在投资于非霸权国家的市场时（如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或今天的许多新兴市场），关键的地缘政治变量不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军事实力，而是其“安全保障者”（通常是美国）的实力和承诺的稳定性。对这些市场而言，美国的安全承诺是否可信，远比其自身的军费预算更为重要。 储备货币是核心：对于美国市场而言，长期来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是比五角大楼预算的边际变化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指标。任何对美元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的事件（例如，一个可行的替代性全球支付系统的出现，或主要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冲突），都将是对美国股市估值的最根本性威胁。 总之，军事实力是塑造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底层要素，但它并非决定各国股市表现的直接变量。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有条件的机制，间接地影响着资本的流动和投资者的信心。只有深刻理解这些机制，投资者才能在日益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长期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