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话题在欧洲政坛骤然升温，并传回国内引起激烈讨论。
6月19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并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他声称，“如果补贴被系统性地导向过剩产能，同时还伴随着一种不能自由兑换、且因市场封闭而无法参与资本市场的货币，这就构成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竞争扭曲”。据彭博社报道，默茨透露已在本周早些时候的G7峰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并得到了美国的“强烈支持”。
三天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回应了默茨的言论。她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不过，拉加德也明确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因为“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她主张G7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
从默茨黄口白牙的“30%”到拉加德的“15%至16%”，欧洲领导人的数字虽有出入，却指向同一个问题：
受到长期贸易逆差的西方人早已认定了人民币被低估，只是升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清楚人民币已经走过了怎样的路。
2025年四季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启一轮持续升值行情，于年末升破“7”整数关口。进入2026年后升值步调加快，2月单月升值1.33%，2月末收于6.8559，为2023年5月以来最强。
截至2026年6月，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涨逾3.2%。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小幅上行约1.3%，人民币却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逆势升值，呈现罕见的“双强”格局。这一轮升值主要受多重因素驱动：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25年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中美经贸磋商取得进展、年底中国企业结汇、外资流入以及美元指数波动等。
从IMF到欧美政界：外围强烈要求升值
围绕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国际机构与欧美政界形成了持续的“升值派”阵营。
IMF的估算是欧美人士最常引用的依据。2025年夏季，IMF在《对外部门报告》中指出中国2024年周期性调整后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2.0%，据此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约8.5%。同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将中国2025年经常账户盈余预测上调至GDP的3.3%，若应用IMF的弹性估算，则意味着大约18%的低估。拉加德此次引用的“15%至16%”，正是基于IMF这一系列研究的推算结果。
欧美智库与政界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叙事。2025年11月，OMFIF美国主席索贝尔与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赛斯特联合发文称“是时候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了”。今年2月，法国政府咨询机构“高等战略与规划委员会”发布报告，鼓吹推动欧元对人民币贬值20%至30%。德国总理默茨更是将这一数字推高至30%。
这些观点的核心逻辑是：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持续扩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22年3月起累计下跌约17%，国内通缩进一步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因此人民币需要通过升值来纠正外部失衡。
国内官方与学术派相对审慎：数据不支持单边升值
与国际上的喧嚣形成对比的是，国内学界与决策层保持了审慎的立场。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结汇潮”“汇率重估将推动中国资产重估”等说法提出了系统性质疑。他指出， 升值主因是购汇动机减弱而非结汇意愿增强——收汇结汇率平均仅54.6%，较此前仅高出1.4个百分点，而付汇购汇率回落了4.4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下跌不等于本币被低估。管涛明确指出，中国实际汇率走弱主要源于国内供强需弱、物价走势低迷，与日元因名义汇率下降导致实际汇率走弱不同。因此，“恢复内部经济平衡才是防范外部失衡加剧的根本之策，不宜将人民币大幅升值作为政策工具”。
中国央行的官方立场同样清晰。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发布报告指出，人民币汇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短期波动由市场助推，长期走势由经济基本面决定。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第四年强调汇率维稳。2026年3月，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释放了防范汇率单边升值预期的信号。
央行官员多次强调，“中国不寻求通过汇率贬值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人民银行的汇率政策立场是清晰和一贯的，将继续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同时强化预期引导，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近期，中国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方面动作密集，意在通过增强央行对汇率的掌控力和平抑市场投机波动，为汇率管理创造更大的主动权，从而间接应对外部升值压力。6月17日，央行宣布启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授权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该平台上线首日交易额即达431.64亿元人民币，此前累计成交量已突破2500亿美元。同时，在陆家嘴论坛期间，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旨在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
国内分析人士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不具备单边持续大幅升值的基础。202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或更可能呈现基本面支撑下的高位区间震荡格局。
欧洲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本质上是在将自身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能源价格高企、创新投入不足等结构性问题“甩锅”给汇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未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为461.52亿美元，1986年和1987年逆差不减反增，双双攀升至550亿美元以上。今天的中国更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经济体量、市场纵深、产业完整性和政策自主性均不可同日而语。
回到开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空间还有15-16%吗？这个数字本身来自IMF的模型推算，但模型的前提：经常账户盈余与汇率低估之间的线性关系，在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实面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
汇率问题从来不只是数字问题，它背后是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改革与国际政治博弈的综合较量。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把贸易逆差简单归咎于汇率，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无助于解决欧洲自身的结构性问题。